新华网记者 姜春媛 关志健 芦山县、成都 报道
在经历了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重大灾难事件之后,各界对在后心理干预的认识已不可与当初同日而语。四川省芦山“4·20”7.0级强烈地震发生后仅2天,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就在宝兴县搭起了第一个灾后心理干预点。一天下来,有近20名当地受灾群众自行前来接受心理援助。
新华网记者在芦山地震灾区一线走访了多个心理咨询服务点,深入了解震后心理救援工作的推行情况。
4月22日15时左右,芦山县心理咨询服务点:
“我好害怕,不敢睡,总担心房子会再塌下来。”在芦山县,一位年仅7岁的小女孩娟娟说。娟娟的妈妈告诉记者,地震之后,女儿就厌食、少话,原来比较开朗的性格,一下子内向起来。从22日开始,又始终都牵着妈妈的手,一步也不愿离开母亲,晚上恶心想吐,还睡不着觉。
成都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医生李洪毅介绍,心理问题震后就会发生,但由于开始几天人们忙着解决吃住问题,忙着找人救人,这一问题并不明显。到了震后第3、4天,这些问题逐步解决,心理问题会集中显现,“很多人都会出现应激反应,成年人会出现焦虑、恐惧,睡眠障碍等问题,一些人看到家园被毁,茫然不知所措,出现抑郁问题;而孩子们也会会出现退行型心理反应,例如变得很黏人,尿床等,处理不当会使问题更加严重。”
“灾后最初期的心理治疗的作用,就是倾听和给予正面回应。千万不能强行当事人被动地回忆灾难情景。”李洪毅介绍。
4月24日13时左右,华西医院心理综合病房:
在华西医院心理综合病房,记者见到了这样一位病人,他今年52岁,名叫胡玉柱(化名),是宝兴县一名小学教师,地震后,他家房屋破坏严重,与女儿也联系不上了,加之外孙女只有1岁多,妻子和父亲又患病,胡玉柱担心家人生计及女儿安全,出现言行异常,自言自语,夜里出帐篷后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听劝说……记者来到病房时,胡玉柱正在吃饭,看到陌生人进来,他马上放下了筷子,神色紧张,出现了一般成年人很少出现的警觉。
“硬要跑到倒了的家里拿东西,几个人都拦不住他。”胡玉柱的妻子抹着眼泪说。
胡玉柱的主治医师是曾参与过汶川大地震后灾区群众心理干预治疗的李静教授。李静告诉记者,还有一位来自芦山县的女性,地震发生时,她本能的从楼上跳下去逃生,脊柱受伤,正住在骨科病房,第二天,医护人员发现她出现目光呆滞,胡言乱语,后来经过悉心检查发现,她是在责怪自己地震时没有顾及女儿,一直沉浸在自责中无法释怀,最终形成了心理问题。
“许多人在灾后出现应激反映,这是正常现象,正常情况下多数人这种反映一个月左右自己会消失;但也有人无法自行消失,甚至出现失控等应激障碍。这就需要进行药物和心理的治疗。”李静说,后来,经过专家会诊,对这位母亲进行了心理干预,现在她的情绪相对稳定。
心理医生:需要制定本土化的灾后心理干预方案
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在灾后一年内,20%的人可能出现严重心理疾病,他们需要长期的心理干预。唐山开滦精神卫生中心在唐山地震发生20周年时做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接受调查的1813人中,有402人患有延迟性应激障碍。
根据李静的研究,在汶川大地震后,伤残人员中的成年人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员比例占到总调查人数的18.7%。
李静这五年来一直从事灾后心理干预研究,她告诉记者,汶川地震时,我国缺少针对灾区群众群体的规范的干预模式,技术不够,经验也不足,心理干预多依靠外国专家。“但东西方的文化是不同的,在西方许多国家,看心理医生是正常的;而在中国,如果直接对病人提到‘心理问题’,病人会特别敏感,认为这不能讲,是私事,甚至认为你在骂他。”
根据这一情况,李静和她的团队研究出一套“本土化”的灾后心理干预方案,对于成年人、儿童、孤儿、老年人采取了不同的心理干预方案。“对于一些对于心理问题比较敏感的人群,我们采取了不提病情,‘摆龙门阵’(聊天)等方式,目的就是将他放到正常人的位置,消除他的回避状态,在聊天中让他不经意间讲出自己的状况,发现问题。’”李静说,应用这套方案,目前,这次地震的心理干预来看,还是有效的。
记者手记:心理援助应建立长效机制
灾难对个体的最大冲击,除肉体伤害,家园被毁外,还有精神上的摧残。正因如此,在灾难过后如何帮助受灾群众在身心上同时恢复,“心理救灾”成为灾后救援和重建重要的课题。我们不会忘记,北川县农委主任董玉飞和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曾经强忍悲痛坚持参与救灾的干部却在灾后一直无法走出亲人逝世的悲痛,最终选择了自杀。正是他们的痛苦,换来了如今对灾后心理援助的大量宝贵经验。
有一位从事过汶川心理救援者所言,“不能持续是最大的伤害。”频繁更换心理援助人员,对受援助者而言,就意味着需要一次又一次地揭开心头的伤疤。为避免这类情况,心理援助工作必须建立长效机制,这不只是心理工作者的事,也是值得全社会关注支持的大事。